靳云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省军人只好自己想办法,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更是在信阳扣留下京汉路款。另外,北京的参谋、陆军、海军等还组织了规模不一的“索薪团”,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政府给资遣散。清朝的时候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到了民国时代,满京城都是穷官,靳云鹏的内阁也成为皖系掌国以来最穷的一届内阁。
(三)
更让靳云鹏头大的是,本来政府就够穷了,到1921年2月,外国各大公使又发来照会,催偿到期应该偿还的外债1.5亿元,政府不仅借不来钱,还得还钱。其实造成北京政府如此窘迫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督军独霸一方,为了地盘和利益大肆征兵,自然索要的军饷也就愈来愈多。自袁世凯去世以后,皖系一直都在主张“裁兵”,但是皖系自己就不敢裁,你不做又怎么要求别人?等到皖系兵败,皖系的部队大多都被裁掉,但直系和奉系扩充起来的兵力,却又远远高于被裁掉的兵力。
没有办法,靳云鹏只好电请曹锟、张作霖和新上任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到天津会晤。其实,这个所谓的四巨头会议,不过是曹锟和张作霖的双雄会,靳云鹏和王占元只是陪太子读书罢了。会议刚开始还比较融洽,可等谈到钱和裁军的问题后,曹锟和张作霖就翻脸了,两个人越吵越凶,以至于把老好人靳云鹏也激怒了。靳云鹏甚至挂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准备辞呈,并且把家眷接往天津,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也叫到天津,准备办理移交。4月29日,为了缓和气氛,张作霖、王占元摆下酒席请靳云鹏、曹锟等就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并于当天联名发出一封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风暴才算平息。等几个人平心静气下来再开会时气氛就轻松了不少,不过谈来谈去,都是不痛不痒的国会问题,裁兵和钱的事情又都被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