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钟祥这种民事行为既没有遵守社会公德，也没有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视为无效民事行为。
原告代理人针对这一观点又一次发表了反驳意见。他说，被告所引用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国家在立法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继承人与立遗嘱人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关系，而无论这种关系是否显得不光明正大，可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存在。试想，一个行为正常的人，会在订合同或立遗嘱时，把自己的财产和遗产赠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甚至十分讨厌的人吗？如果这样的合同和遗嘱得不到支持的话，那么法律的公正性又如何体现呢？《继承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立遗嘱人不能把遗产赠送给“第三者”，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就算任小凡是“第三者”，她的权益也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可也没有明文规定说不遵守社会公德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这一规定呀。
被告律师反驳说：《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在民法体系中起到的是一个统帅和纲领的作用。我们的民事活动都要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如果民事活动违反了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无效民事行为。在本案中，如果钟祥把财产赠给其他人、孤儿或者学校，而不是赠给“第三者”，那么他的这种行为不但遵守了社会公德，而且还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