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开篇，首先表明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继而着重对“新史学”加以评论。作者是这样说的：
中国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与悠久的历史。
中国史学的演变，从殷商以来，依个人的私见，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称为“萌芽期”，从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辞、《易》的一部分的《卦辞》、《爻辞》、《今文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认为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称为“产生期”，从春秋经战国而至汉初，相传为孔子著修的《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书，可认为伟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称为“发展期”，从汉初直至清末民初。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时期，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专记学术的《四朝学案》，都可认为丰饶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称为“转变期”，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为行文简便起见，萌芽、产生、发展三期的中国史学，可称为“旧史学”；而第四期，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