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往仕途上挤,以当官为最终目的。
不过,孔子早已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他的教育只是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决不是广义的“有教无类”。本来,“惟小人与女子难养矣”,这些人连养都不够格,何况教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所以,对于“下”等人则根本谈不上“学”,而只是奴役罢了。
他提倡“学而知之”,这在历史发展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积极意义又被他自己阉割,窒息于“生而知之”的天才观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中,其消极作用便由此产生了。这与他主张“不变”的伦理史观是相吻合的。
关于他的教育功能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过他的这一套理论,是从伦理史观上来的,从“礼治”上来的。“礼治”是本。
从这一套理论,再引出伦理史观中的英雄史观,更是顺理成章了。
一方面,从礼的规范来说,只有先人才能引导后人,只有上才能治下,惟有父方可训子,因此,历史是帝王所创造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么?秩序是“天”下来的,由君来维持,历史只能由英雄来写,一部中国史岂非帝王将相的兴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