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往仕途上挤，以当官为最终目的。
不过，孔子早已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他的教育只是为贵族统治服务的，决不是广义的“有教无类”。本来，“惟小人与女子难养矣”，这些人连养都不够格，何况教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所以，对于“下”等人则根本谈不上“学”，而只是奴役罢了。
他提倡“学而知之”，这在历史发展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积极意义又被他自己阉割，窒息于“生而知之”的天才观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中，其消极作用便由此产生了。这与他主张“不变”的伦理史观是相吻合的。
关于他的教育功能的观点，我们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过他的这一套理论，是从伦理史观上来的，从“礼治”上来的。“礼治”是本。
从这一套理论，再引出伦理史观中的英雄史观，更是顺理成章了。
一方面，从礼的规范来说，只有先人才能引导后人，只有上才能治下，惟有父方可训子，因此，历史是帝王所创造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么？秩序是“天”下来的，由君来维持，历史只能由英雄来写，一部中国史岂非帝王将相的兴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