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打从现在起基督教被证明不可能作为一种伦理学以来，或者更进一步说，欧洲人的道路现在被证明不可能与基督伦理学有关以来，我们面对一种需要，一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比起我们前辈自信地断定“跟随耶稣”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来说，断言古老的基督教教义是困难更接近于现实的情境。
我将继续走下去吗？曾经一度有人认为上帝、精神和来世的生活只是由于辩解的需要才成立的，但是他们从伦理学问题放眼未来的展望中演绎出救助和安慰。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恐惧的来源。正是那个问题困惑我们，苦恼地困惑我们，它不可阻挡地直抵未来，直抵超乎我们所有现有的观念——总之超乎我们的挚爱、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观念的东西。既然伦理学问题威胁着人们，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在扭转固有局面的过程中，用基督教拥护论把自己解救出来。
施莱尔马赫、洛德、特勒尔奇曾困惑于怎样去关照生活事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们感到自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公正地对待整个创造物和每一个生物；他们变得如此的慷慨无私，以至于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权的基督教精神，都发现自己成为房屋短缺的不幸牺牲品。但在今天的欧洲人那里，我们不再能看到道德小故事中的富人；我们只能看到贫穷的拉撒路。我们紧迫的伦理学问题被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可能公正地对待创世者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人的行为领域已经预设了现代的战场；在我们进步前面的整个无人地带已经变得空旷和恐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