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此变成了两个孤僻的自卑的孩子。
父亲由于生病提前三年获释。
母亲居然还将父亲接回了家!弟兄俩不跟父亲说一句话,也对母亲产生了鄙视,对母亲变得粗暴起来。父亲卑下地承受着儿子们对自己的惩罚,母亲隐忍着儿子们的粗暴。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两兄弟都没有加入“红卫兵”。他们自认为是比那些“走资派”“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子女们更卑贱的人。那些子女也还有暗中互相同情的伙伴,而他们则属于“坏分子”的后代。“坏分子”的内涵除了贪污犯还包括盗窃犯、抢劫犯、强奸犯、诈骗犯。他们觉得自己是掉进了社会的垃圾桶里。
按照“给出路”的政策,父亲成了这一带赶脏水车的人,一个哑巴似的最负责的赶脏水车的人。
父亲每天在这一带小街窄巷中敲起梆子的时间,从未早过或迟过一分钟。是想以此向人们表示忏悔,还是想以此获得人们的一点儿怜悯?只有父亲自己心里知道。从没有谁对父亲表示过什么,他在人们眼中与那匹拉脏水车的老马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