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西合盛元票号为例,到1920年时,该票号还有放款1170858两,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则为1113731两,两者相对仍有余款57127两,但由于放款收不回来,存款也就支付不了,最终该票号只能歇业倒闭。
而到了1931年,前清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甚至亲自从甘肃跑到山西平遥,向当时存钱的协同庆票号讨债100多万两,眼看无法兑现存款,协同庆号的股东和经理人只能连夜潜逃。
在改朝换代和挤兑风潮的巨大打击下,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号的财东和大小掌柜们,只能纷纷歇业倒闭,并且四处逃匿躲藏。当时,很多经营票号的晋商为此官司缠身、债务缠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仓皇潜逃,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最终只能沦落成沿街乞讨的乞丐。
到1921年,曾经在中国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只剩下了5家,到1932年,山西票号最终倒闭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在勉力维持经营,而当时,这两家最后残存的票号实际上已经改组成了银号之类的信用机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
自此,从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最早的票号平遥日昇昌票号创立,历经百年风雨后,到1932年,曾经显赫中国达百年之久的山西票号,终于彻底衰落、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