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漂泊荆楚时期（768—770）。
不甘作客的杜甫，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辗转于荆楚之地，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半途的船上。
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便是杜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因为他把诗看作“吾家事”，所以创作上可以“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可以“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其五），可以“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可以“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也可以“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终成继往开来、位在至尊的诗坛泰斗。他在诗的体制上、句法上、语词上都别开生面，各有标举和创新。南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人称其先祖杜预为将军武库，而一部杜工部集却端的是诗家武库，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各式各样的技法尽在其中。后之元稹、白居易得其粗俗，韩愈、贾岛得其险怪，李贺、李商隐得其精严。其在章法、句法、用典、炼字方面的探索，更开启宋人讲求来历、瘦硬生新的新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