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伊格尔顿在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深入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意识形态内部的差异性以及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抗争的可能性，深入探寻抽象的资本逻辑与丰富的身体感性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功能，这些重要的理论思考都指向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范式，这可以说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应。
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分析，虽然拓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经典意识形态思想的意蕴，为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但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伊格尔顿对经济基础地位的忽略，对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重要性的漠视，从而不能有效发挥意识形态理论的张力，这使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效用大打折扣。
马克思还提到过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关系，但是没有进行过具体论证，所以显得较为粗略，伊格尔顿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意识”和“权力话语”之间尝试搭建了某种联系，以说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但是这种联系如何在现实中得以履行呢?关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打破了意识形态概念上简单化的反映论，强调它实践功能的内涵和趋向，以结构主义的观点解读了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一观点深深影响了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