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钟、顾二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形成之前，赵冀良已有成熟的设计，在《教育与民众》（1934年6月28日出版）发表自己对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看法，很奇怪的是，他作为理事会指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制委员会一员，文中称“去年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开第二届年会，组织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拟委员会，着手编拟课程标准，贡献教育部采纳。所以民校课程标准，到现在还在问题中呢！这的确是一个伟大而又困难的工作，作者不敏，愿贡一得之愚，请求全国社教同志指正”。他认为民众学校须注意如何造成建设力量、如何唤醒民族意识和如何增高教育效率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平教会出版的著作中有明确答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学校式教育工作》中对于上列三项问题曾有详细的论列”；而他编制的初级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说明，“本课程以文字训练、知识陶冶及精神训练为目标；本课程分为语文、唱歌、时事概要、秩序训练、学生活动五科。语文课包括注音符号、民众读本、民众读物、习字、作文五门”。[76]可以看出，完全是平教会在定县实验的翻版。如果说赵冀良作为平教会干事，未能像钟灵秀等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便利，探知教育部正拟颁布《民众学校规程》、课程将有变动的信息，但细查赵冀良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教育部1929年就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中的课程规定，并不在他参照之列。由此可推测，钟灵秀在拟定草案期间上演“独角戏”的内在动机，各委员分散各地不易联络只是表面原因，或许各自参照系不同才是主因。为避免类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分歧过多再次上演，钟灵秀联合同事顾氏“独立操刀”，后期仅将观念接近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甘豫源、马祖武、冯国华列入，毅然舍去平教会的赵冀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杨效春，或许是其时能做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