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颜元：《朱子语类评》。
[1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清代前期，文化争论纷繁，这里既有传统文化内部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论，也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争论。清初，文化发展承明旧绪，宋明理学内部之间的争论沿袭下来，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争论。随着对理学的批判不断深入，回归经典运动的发展，经学考据学逐渐兴起，引发了汉学与宋学的争论。另外，伴随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西方文化，这使中西文化首次相互碰撞，因此又引起中学和西学之争。
第一节　理学与心学之争
清初的理学与心学之争发生在康熙年间，可以分廷内、馆内的论争。廷内是指康熙帝与崔蔚林关于理学真伪的争论。馆内是指因明史馆拟立《道学传》而引发的关于阳明学是非的争论。
一、理学真伪之辩
理学真伪的争论是指康熙帝与崔蔚林在宫中就朱熹和王阳明评价所引发的辩论。崔蔚林为朝臣中王学的尊崇者，他曾问学于王学大师孙奇逢。康熙十八年（1679年）因所撰《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进呈，而被康熙帝召至宫中。在宫中，君臣就格物、诚意等问题展开了罕见的直率问答。崔蔚林站在王学立场上对“格物”作出解释，强调：“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并对朱熹学说提出质疑，说：“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对朱子格物说太宽泛、太具体化不满。康熙帝转而论“诚意”，认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崔蔚林不同意康熙的意见，他从王学出发，指出：“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在“格物”、“诚意”等范畴理解上与康熙帝意见相左。康熙帝的论据也不甚充足，因此没有当场加以反驳，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1]为理由，暂时终止了这场辩论，但他对崔蔚林的观点是有异议的。不久，康熙帝经过思想上的准备，从程朱理学出发，对崔蔚林的王学观点进行驳斥。他指出，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猎等，蔚林所言太易。这是说，人性虽说原本是善的，但“意”作为心之所发，应有善有恶，否则就不需要“存诚工夫”。崔蔚林把“意”视为“至善无恶”，如同行远不自迩，登高不自卑一样，是荒谬的。康熙帝还从理学分野角度给崔蔚林学术定位，把他归为王阳明心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