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他回到家里，一面从事著述，又办起龟山书房，教育子弟青年。办事深感经费缺乏，可是意外之财突然送上门了。原来侨居南洋西里伯岛的黄连科，四处打听，要向他提供赠款。黄君原籍福建泉州，初作小商贩，后成小康，因精神创伤，悲观厌世，屡欲自杀。由于读了恩洋先生的论著，疑结开解，思想复常，始重获生趣，所以发愿要扶持先生的事业。此后恩洋先生出版著作、为龟山书房置产修建，种种开支，都靠黄君的捐款。直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们的通讯才中断了。抗战结束，恩洋先生把设在内江的东方文教研究院，迁往成都，改为学院，扩大招生。草创伊始，颇感经费不足，便通讯联系，期得黄君再予支持。后来黄君回信来了，他说：“日军侵占南洋，我倾家荡产，日食维艰，现已无能为力了！”恩洋先生得知此情，不胜悲悯：他多方张罗，凑集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恩洋先生赠过我一首诗，寓教勉之意。我认为也正是他人品风度的自我写照。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