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主体意识的觉醒，冲击着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马克思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83]明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大肆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并用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贵贱有别的礼制网络之中，不许有任何异议和反抗，只许服服帖帖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明中后期的一些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肯定人的价值，鼓吹个性自由，肯定人的欲望，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是天然平等的，反对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纷纷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弃本就末，重利轻义，逐利拜金，去朴从艳，进而对封建礼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发起猛烈的冲击，使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产生了动摇。
明代中后期，以往许多地位卑贱的娼优仆隶子弟，通过赢利提高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万历年间，伍袁萃曾感慨地说：“（旧例）令甲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迩来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多奴隶子，而吴之苏、松，浙之杭、嘉、湖为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苑猎清华秩者。”[84]“奴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矣，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85]，“抑有更甚者，缙绅家之女惟财是计，不问非类”[86]。另有一些奴仆，乘主人权势衰微，纷纷离去。如嘉定县“大家僮仆，多至万指”，“一旦叛去，恣意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87]。福州“主家凌替，落薄后，俛首于奴之子孙者多矣”[88]。有些地方的奴仆，“甚有反占主田产，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89]。浙江大官僚董幼海因“待家奴过峻，有犯必杖”，后来即“为群仆所脔割”[90]。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广大奴仆更是奋勇抗争，逃亡、索契、杀主之事件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