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独特方式，不仅促进了士子行卷之风盛行，还吸引了大批士大夫潜心钻研作诗，在平日的交往中也以诗歌酬唱为重要内容。送别、贺赠、酒宴欢聚，都要作诗，作诗好坏成了显示一个人才能优劣的重要标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正是唐诗繁荣的社会基础。
进士行卷之风还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中晚唐古文运动的健将韩愈、柳宗元、李观、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为了应试，都谙熟诗赋，但在行卷时，却多用古文，如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所举献省卷文9篇，都是古文，这种方法，自有助于古文的传播和流行。
古文家以诗赋为应试的敲门砖，当他们进士及第，成为当世显人后，反过来利用可以接受行卷的方便，向后进士子们宣传自己的古文主张。《唐国史补》卷下《韩愈引后进》条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柳均以“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己任，晚辈士子们也很乐意投到他们的门下，以期得到他们的提携和指导。士子们向韩、柳辈行卷，自然要投其所好，接受其文学主张；韩、柳在指导后学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文学主张灌输给他们。这是古文运动的勃兴中至为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