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并没有马上回答。然后,他说自己认为体会到了。他由衷地希望,朗贝尔能跟他的妻子团聚,但愿所有相爱的人都能重逢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职责所在,只能按规矩办。
“不,”朗贝尔痛楚地说,“您是无法理解的。您这是在讲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大夫抬起眼睛,望了望共和国雕像,然后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讲大道理,但是,他说的是明摆着的事实,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记者正了正自己的领带,说:
“那么,照您的意思,我就得另做打算了?但是,”他接着说,带着某种挑战的口吻,“我总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大夫说,他还是能理解他的,但是,这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这跟您大有关系,”朗贝尔说,突然提高了嗓门,“我前来找您,是因为有人告诉过我,在最近关于疫情的那些决定中,您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我就想,您说不定可以破例一次。但是,您却根本不在乎。您根本不考虑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那些两地分居的人。”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说得没错,他确实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恐怕要说公共服务之类的话了。但是,公众的利益是由个人的幸福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