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并没有马上回答。然后，他说自己认为体会到了。他由衷地希望，朗贝尔能跟他的妻子团聚，但愿所有相爱的人都能重逢相聚，但是，还有政令和法律，还有鼠疫，他职责所在，只能按规矩办。
“不，”朗贝尔痛楚地说，“您是无法理解的。您这是在讲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大夫抬起眼睛，望了望共和国雕像，然后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讲大道理，但是，他说的是明摆着的事实，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记者正了正自己的领带，说：
“那么，照您的意思，我就得另做打算了？但是，”他接着说，带着某种挑战的口吻，“我总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大夫说，他还是能理解他的，但是，这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这跟您大有关系，”朗贝尔说，突然提高了嗓门，“我前来找您，是因为有人告诉过我，在最近关于疫情的那些决定中，您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我就想，您说不定可以破例一次。但是，您却根本不在乎。您根本不考虑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那些两地分居的人。”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说得没错，他确实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恐怕要说公共服务之类的话了。但是，公众的利益是由个人的幸福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