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反驳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便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计划以《新青年》为样板，推出一本面向在校大学生的杂志。因为傅斯年认为这些人层次相对较低，却正处于最容易吸收新思想的年纪，一旦获取崭新且庞大的能量，未来之路即不可预想。
这个想法虽然好，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因为组织团体，尤其是办杂志，要有资金、房子和简单的设备，而他们作为学生，赤手空拳，不知如何做起。幸好有胡适的帮助，最后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才解决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