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是约定俗成地将1949年或1942年以来的文学理论视为“当代文论”。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当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有别。如果根据文论历史发展背后的“政党政治史”的异质而将两者区分开来，也未尝不可；但因此否认当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联，甚至认为当代文论要有别样的现代性，这恐怕是不合适的。无论将现代作为简单的时段，还是将当代与政治史关联起来，我们都不否认，作为文学理论的现当代，其实都是或者都要追寻现代性。换言之，中国文论自“五四”以来就走向了现代世界，已然在世界文论场域中存在。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此，杜书瀛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从古代的诗文评转变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正因此，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异质性，以至于忘记了现代文论开启的现代性新质，而且这新质不可能不为当代文论所继承。即使当代文论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那也得认为正是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文论传统。著名学者钱中文曾主张用现代性为理论视域观照中国20世纪文论，并认为已经形成了现代文论传统。钱中文还一再强调，当代文论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点。[41]其观点与杜书瀛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