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切地问道,后来呢?
娜娜说,后来我就和他们讨价还价。
我问她,结果呢?
娜娜说,他们没收了我三百多的营业款,但是留了我十块钱打车回去。
我说,不是说这个,是他们提出的别的要求?
娜娜说,那我只能服从咯,但是我提出来的是一个一个来,而且其他人要在车外面等。反正我就是干这一行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至少不用罚款。
我沉默不语。
娜娜说,后来我就想,我应该和他们一样,也要有录音癖,应该要买一支录音笔,放在包里,碰上这种情况就录下来,然后向相关部门举报他们,至少他们的工作就都丢了,这叫维权意识。那天我好心疼啊,当然,身子也有点疼,但最主要的是脚疼。早知道我就不走那些路了,都白走了。但是我工作了半个月以后,我就真的买了一支录音笔。
我诧异地看着她,说,你真是敢想敢做,后来你成功了没有?
娜娜一脸沮丧道,后来失败了,上次来讹我的那些人只是城管,后来遇见了警察,没得商量。而且他们还搜出了我的录音笔。在政策宽的时候,别的小姐交代问题以后只关了一天就出来了,但是我那次关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