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巴尔扎克尚有不少为西方学术界公认之重要著作——或宣扬神秘主义，超凡入定之灵学(如《路易·朗倍》)；既与吾国民族性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抵触，在资本主义国家亦只有极少数专门学者加以注意；国内欲作巴尔扎克专题研究之人尽可阅读原文，不劳翻译；——或虽带有暴露性质，但传奇(romanesque)气息特浓而偏于黑幕小说一流(如《十三人党》《交际花荣枯记》)；——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如《乡村教士》《乡下医生》)；——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派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于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如《幽谷百合》《彼阿特利克斯》)；或写自溺狂而以专门学科为题材，过于枯燥(如《炼丹记》56之写化学实验，《刚巴拉》之写音乐创作)，诸如此类之名著，对吾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
以上所云，虽不敢自命为正确无误，但确系根据作品内容，以吾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作衡量。况在目前文化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恰当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尚无把握之际57，介绍西欧作品更不能不郑重考虑，更当力求选题不犯或少犯大错。再按实际情况，《皮罗多》校样改正至今已历三载，犹未付印；足见巴尔扎克作品亦并非急需。故鄙见认为从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角度着眼，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暂告段落应当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