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桐城“义法”到“文体革命”
晚清文学的巨大变革在散文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散文从思想内容到文体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桐城派适应时代的要求，对自身加以改革，从而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经世文派的兴起，使散文的社会作用受到重视，为晚清散文注入了鲜明的革新精神；而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体”，更是为近代散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将散文革命引向深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清时期散文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一是晚清桐城派的复兴，一是“文体革命”的兴起。
一、晚清桐城派的复兴
桐城派自康熙年间创始之后，由于符合当时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和崇奉程朱理学的需要，从而得以迅速发展，在清中叶文坛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新的思想逐步传入，所有这些，都使得空谈义理的桐城派无法继续独霸文坛，而是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桐城派所提倡的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及其在创作上所遵循的那一套起承转合的清规戒律，都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特别是姚鼐去世之后，桐城派的显赫之势也随之而去。赖以继桐城余响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1]管同（1780—1831）在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去世。方东树（1772—1851）是桐城派的理论家，代表著作有《昭昧詹言》等，不过，此书主要是以桐城“义法”来论诗的，他在散文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姚莹（1785—1853）则不仅在散文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他的《东溟文集》中的许多散文，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四人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梅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