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出口，“新计划”对进口的干预更加有力。首先，政府要将进口总额保持在出口总额的限度之内。其次，不同种类的进口品根据其重要性排序，被视为“生死攸关的”商品的进口额度最大，其中包括食品、原料和半制成品，而其他商品进口额度就小。为此，政府新设置了一些进口监督机构，到1934年底，此类机构已达25个（1939年达到28个）。这些机构不再像以前那样负责为每个进口商规定一般性限额，而是在与经济集团协商后为每种进口品和为每项对外支付发放许可证。
沙赫特的“新计划”暂时解决了1934年的支付平衡危机，1935年上半年甚至出现了外汇盈余。然而，国际大环境却是它无力改变的。经济危机中各国大打价格战，使得从1933年到1936年，德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9%，而其进口商品的价格则上涨9%。这样，到1936年，德国必须比1933年多出口18%的商品，才能换回与1933年同样数量的进口品。与此同时，1935年秋德国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自1933年以来，随着德国就业人数的上升，食品需求量不断增加，食品供应紧张状态已经显现，尤其表现在奶油和肉类上。1935年的歉收很快导致了“面包危机”和“奶油危机”。纳粹党全国农民领袖、政府农业部长达雷，要求把进口食品的外汇从1.24亿马克追加到5.92亿马克，重点进口奶油、植物油和饲料，以维护纳粹政权的威望。沙赫特感到为难，不愿意大幅度缩减工业原料的进口数量，以至于危及重整军备的计划。与此同时，原料的短缺也严重制约了军备工作。1935年夏，由于缺乏外汇购买必需的原料，军需工厂只能把生产能力降低到原有水平的70%。同年12月，沙赫特告知国防部长，表示无力提供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后者提出的加倍进口铜的要求，因为国家所拥有的外汇，连现有的原料进口水平都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