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诚如余新忠所言：“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是我一直以来着力关心的议题”,从其首部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他就将“明清社会的发展列为全书思考的重点”。不同于以往许多论著的是，余著并不拘泥于“现成的”历史解释构架，在既定的古代与近代(革命史分期标准)分期中结纳史料，从而展开自己的论题。他敏锐地提出：“以往诸多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误读。”将传统与近代截然对立，并加以简单化的区隔，“不过是学者们借以表达近代变动的起点或背景而已”。在余新忠研究的论题中，“传统虽然可能多有问题，却并不停滞，而且也未必一定落后”。从社会变迁的长程来观察，“许多今人将其视为传统的东西”,实际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打通古代史和近代史藩篱”,并突破“以西方的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从而“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近世卫生观念和机制的转型”,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自有的“现代性”,就成为该书最具思想性的学术建构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