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现在说某人革命化，就是某人不革命，假使某人本来是革命的，还要他“化”什么呢？讲“学校社会化”，也是犯同样的毛病。[96]
对陶来说，校园之中的社会微型景观就像笼中养鸟一样，然后添加几根干枯的小树枝人造自然的世界。社会本身必须为学习提供活课程。假如这是切合实际的话，杜威的“社会化”观念就成了同语反复，因为“社会即学校”。[97]
陶与杜威1920年演讲的分道扬镳正是于1929年得到了杜威本人惊人的认同。1929年，杜威出版了他的《苏俄及其革命世界印象》一书，该书报道了他在苏联的近期旅行。[98]陶满怀兴趣地阅读了杜威的访问报道，并从其老师不断严格修正中得到了明确的认识。杜威高兴地发现苏联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此合二为一，而且他在美国的改革尝试反映出对此的模仿。美国的个人竞争和私欲应使之成为必需，即“在重要方面应该保护学校同社会产生接触与联系，而不是组织起来创造这些接触和联系。”[99]杜威以及像陶一样的追随者认为，具有教育改革的前提应该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意愿。与生活在美国的杜威相比，陶更是工作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而在杜威明白这个问题之前，陶被迫寻求具有教育效率的变通办法。1929年，当陶阅读杜威的书时，他立刻摘出有关杜威通过“社会缩图”变革教育的暧昧语。他告诉晓庄社区成员杜威正在改变的观点。[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