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来表述近代中国的一个主流趋向。此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呈现出日渐密切的趋势，很多内部的变化也体现在这一中外接触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中国人尝试“走向世界”，既有从被动转向主动的一面，也是一个充满屈辱和挫折感的进程。
由于近代多次中外交锋皆以中国失利告终，焦虑感和急迫感成为几代读书人持续的心态特征，逐渐形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大家都想一次性地解决所有问题（最好还凌驾于欧美日本之上）。此意孙中山最乐道之，但类似观念却不仅见于孙氏这样的革命者。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论及动员地方资源办理学堂时就说，只要照他所说的做，“则万学可一朝而起”。[7]那种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的心态，已经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8]中国的近代，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带有明显的“革命性”。一个与常理相悖的典型例子，即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